“处置不良”的真实气度是：“真善美假恶丑正邪好坏良不良”，我全都要！

有的人可能只接受“真善美好优良”，对“假恶丑邪”深恶痛绝；有的人则反之，羡慕嫉妒恨“真善美好优良”，对“假恶丑邪”有独特的认知、独特的审美。

在“不良处置”领域 ，则需要这样的气度：“真善美假恶丑正邪好坏良不良”等等，我全都要！全部照单接收！

这有点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的意味，也意味着“处置不良”需要“跳跃性”思维甚至“拼凑性”思维，在不同的“角色、角度”之间来回切换。

顺提一下“金”与“融”的关系：“金”是一种坚硬固态物质，“融”是融化流通。“金”为何能“融”？这要依赖“信用之火”的浇铸。但“信用之火”如若过猛，融化的金水沸腾，反而会浇灭“信用之火”。信用过度膨胀可能造成恐慌。

具体到金融市场、资本市场，有“恐慌”意味着有可能出现“不良资产”。

说说自然界的腐食者，如乌鸦、秃鹫等，常以死去的或即将死去的生物为食。在资本市场上，把“空头”“处置不良主体”等称为腐食者，大部分人并不喜欢它们，但又需要他们。如果世界上没有腐食者，一个到处堆满尸体世界也很可怕。腐食者有着明显的生物特性，它们不攻击健康生物，避免浪费体力又防止弄伤自己；嗅觉灵敏，有着极高的发现猎物的本领，然后是酸性极强的胃液辅助消化。

比如有一种法拍房（不良资产），只有高手“腐食者”才敢碰：竞买者现在通过法拍买了个双拼房的一套，另一套被另外一个买家买下来了，法拍公告上注明了房子不能独立拆分结构。

问题来了：一个买家如想要拆分，在拆分后，另一边则没有阳台、没有燃气、户型结构差，一边想强硬拆分，另一边则想要求赔偿。两个房产证的话，在理论上肯定可拆分的。

法拍房在得标之后、入住之后，远远还没完事的：因法院公告中提到不能拆分结构，后续还要与法院进行沟通、确认甚至诉讼。

 “不良处置”的一级市场活跃度仍然高于二级市场，因四大AMC受到监管政策引导，逐渐回归主业，加大不良收购力度。

别看四大AMC如今这么火热，在最初也是步履维艰、筚路蓝缕。还得从2001年说起，那时我国通胀率居高不下，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（尤其是房地产、工厂、收费道路、港口和矿产等）迅速增值。仿佛一夜之间，曾经的四大“烂银行”成为“暴发户”。通过变卖这些资产，它们手头掌握着数千亿元的现金。

拿着这么多的钱怎么办？它们到处找项目进行投资。即使在租赁公司、房地产、券商、信托等方面投了很多钱后，它们仍然有大把的现金在手。

其中，东方资产不想和银行直接竞争，于是决定在小额信贷业投些钱。它们认为小贷行业确实有市场需求，而且有利可图（同时风险可控）。这也是“小贷行业”发旺的一个缩影。

在我国大多数省份，监管部门都有一条奇怪的规定，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。因此，小贷公司必须将所有利润都分给股东。分红当然好，但是这样一来，小贷公司永远无法发展壮大，除非它们通过烦琐且耗时的程序去增加注册资本。和其他的行业一样，有时在国内做事不容易。

无论是更改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、开设分支机构、改变股东架构还是取得税收优惠，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去公关一些监管部门，与它们搞好关系。

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全国范围内不良资产交易二级市场，相较于一级市场而言，普遍不甚活跃，除江浙和广东地区之外，社会与民间资本参与程度大都较低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良资产的交易流转。

金融机构经过前几年的大量出表，相继而来的不良资产可能呈现出“大”且“难”的特点。因此，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的处置需求，对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必须进行创新，需要继续进行金融创新。

此外，在不良资产市场上，参与主体仍然在用流行的估值方法：破产清算法、诉讼执行清收静态估值。以后，仍需更全面的金融知识、意识和经验，综合利用各种金融手段去提升不良资产的价值，从而获取更高的处置收益。

当政府在维护区域稳定的基本政治诉求基础上，亟需借助市场化运作方式，以时间换空间为企业争取更多喘息机会来渡过疫情下的危机时，那么，政府与市场联动化解不良资产的进程加速了。

2019以前，不良资产的产生，大多源于经济结构的调整、供给侧改革的推进。

2020之后呢？变了。

“黑天鹅疫情”成了茶余饭后的主话题，也成了宏观经济下行加压的主因素，也让一些行业积累的风险“趁疫”暴露。

好比一个病患，有“表达”、有“症状”也是好的，最怕那种隐性的、无症状，一旦发病就是大限临近了。

疫情对于不在“工作状态”的学生族或者退休族来讲，无非是多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做做核算检测。但对于中小企业，却是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。

疫情冲击下，制造业、批发零售业和部分以外贸订单为主的中小企业影响最剧，货物囤积、资金链断裂，大量正常类贷款转化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。

部分行业成了产生不良资产的重灾区，旅游业最受影响，楼市更是在迎来拐点的时刻雪上加霜。在楼市进入下行周期的情况下，部分中小房企市场加速出清，龙头房企中的生还者融资成本也持续上升，也进一步催生了不良资产。

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也进一步加大。近年来，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到了集中偿还的高峰期，在疫情冲击下，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短期内的偿债压力增大，流动性风险加剧。

同时，疫情期间，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贷款主体，承担疫情防控应急贷款任务，在增大业务范围的同时，客观上也推高了不良资产的形成几率。

对比前一阶段不良资产大规模集中爆发，这次不良资产集中出现的问题企业通常因为资金链紧张，通过对外大量借款应对到期债务，从而导致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，潜在债务难以调查，无法具体确定债务金额。

而且，企业借款较多，对外抵押资产情况也较为复杂，大多存在重复抵押、保全查封、冻结资产等情况，对不良资产收购造成较大困难；另外，各方债权人利益难以调和，业务开展进度仍然较慢。